這邊推薦的比較好

第1章　共時性：一個前衛理念的由來
第2章　相互關聯性：場域理論之視野和科學
第3章　複雜性、突現、對稱
第4章　同理心與分析場域
第5章　文化的共時性

〔中文版序〕

　　看到論述共時性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，我自己是至感光榮與欣悅。榮格的思想出現了共時性所特有的概念，是因為接觸了中國文化，特別是經由他的友人兼同儕，漢學家衛禮賢醫師的引介而取得理解。榮格，自然替衛禮賢《易經》這部連結共時性的實務與哲學核心思想的譯本作了序。這本書至今仍高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（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）暢銷書排行榜上。在他對共時性的理論建構過程中，榮格承認中國智慧的幫助，對偶然性的理解，以及機緣是伴隨各個獨特瞬間發生的觀點的。因此把我的文字翻譯成中文，就好似將它們放進一個原本出處的脈絡中，也許可以比英語原文有更深入的理解。

　　本書第一章給榮格思想中的共時性一個背景脈絡，以及對其發展狀況做出解釋。然而，這些是寫作於2008年，當時詳細紀錄榮格如何與無意識互動的《紅書》（The Red Book）還沒出版。隨著這個資料的出現，現在得以看到榮格思想裡出現共時性時另一層面的豐富性與複雜性。從《紅書》以及其周邊研究看來，我們知道榮格在他停止寫作《紅書》之時，開始清晰闡述其共時性理論。在此之前，他處在瀕臨精神病的恐懼（看見歐洲充滿血腥等等的現象），因此引導他探索這一切幻想而產生了《紅書》。

　　脫離恐懼後，他轉移到另一種對自己有預言能力這一點（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預言）感到憂慮的內心掙扎狀態。如同他在《紅書》的「跋」中所寫的：「我與鍊金術在1930年相遇，將我從這兒帶走（譯註：指創作《紅書》）。一切的結束是開始於1928年底前，那時衛禮賢寄給我《金花》（Golden flower）這本中文鍊金術經典。這本書的內容找到了它們進入真實性（actuality）的方法，使得我無法繼續《紅書》的創作。」（360頁）榮格認為，從衛禮賢那兒收到這本書本身就是個共時性事件，讓他再一次與中國文化產生直接的連結。他進一步地藉由連結到先前出現徵兆的利物浦之夢（1927年），將一切轉換加以脈絡化。在這夢中他到了一個地方：

　　城市各個不同區域以廣場為中心呈放射狀分佈。中央是個圓形水池，其中心則是個小島。當一切都因雨、霧、煙而被遮蔽，燈光也昏暗朦朧之際，唯有小島卻被陽光映照得耀眼奪目。島上獨聳一棵木蘭樹，紅花綻放如雨瀑。這棵樹彷彿矗立在陽光中，同時又像就是光源所在。我的同伴談論著惡劣的天氣，卻顯然地沒見到這棵樹。他們提到另一位住在利物浦的瑞士人，對他竟然一直住在這兒感到訝異。我神馳於花樹之美以及陽光照耀的小島，心想，「我很清楚他為何長居於此。」然後就醒了。（1963年，360頁）

　　就榮格自己對這個夢的看法而言，他將「利物浦」（Liverpool）理解為生命之池。透過這個夢，他感到「人生目表已經很明白了……所謂的自性，就是定位與意義的原則與原型」。（出處同前，198到199頁）

　　檢視他一生的作品，這個擴張了的領悟指出，當時的她已經準備得更周全了，而且是可以「定居於此」（settle here）。事實上，榮格也寫下了這樣的句子：

　　從這個夢之後，我不再描畫或圖繪曼陀羅（也就是停止創作《紅書》）……這一切已經花了我幾乎45年的時間，將我所體驗的一切加以提煉進我的科學作品裡，同時加以寫下來……我這些作品，是多少有點成就，將這個熾熱的東西在這世界的當代圖像中加以具體化。（出處同前，199頁）

　　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《紅書》的編輯沙姆達沙尼（Shamdasani）的話語中。他指出：「在回顧中，榮格把《紅書》描述為一個將一切事物重組來揭露顯現的企圖。他曾希望自己可因這努力而獲得解放，但卻發覺沒有。他於是明瞭自己必須回歸到人性的這一邊，以及回歸科學。他必須透過內省才能得到答案」（Jung, 2009, 219） 。

　　雖然沙姆達沙尼確實有一個地方連結到共時性，卻也只是提到1913和1914這兩年所見到的一切的重要性。關於這一點，可能會遺漏了榮格共時性概念真實的、原始的構想。如同本書第一章中所討論的，榮格在他1928年有關夢的研討課中開始使用這個詞。榮格在其中一次研討課中，因為許多夢與圖像自然地匯聚在一起，在熱烈討論後，他大膽提出這個概念。接著於1930年，在衛禮賢追思會上，榮格第一次公開使用共時性這個詞。就這些事實，我認為，很明確地，榮格整理說明這個新論題的能力，名符其實地提供了一個新的、科學的原則，促使他超越個人式預言的限制，將他從《紅書》創作的工作困境釋放出來。

　　共時性儘管是個激進再看見修正（re-visioned）的科學觀，作為一個經得起科學檢驗且具預言式遠景的企圖而言，我認為這就是榮格得以離開《紅書》的世界，把他的經驗轉化進入面對真實世界的理由。榮格不只在文化裡持續嘗試做出從神學的轉化到心理學的立場，我想他也一直試圖提出一個科學願景。這在我最近一篇論文裡有所討論（2011）。

　　讀者們不妨繼續這條思考路線，且在沉寂多年後，現在可以一窺《紅書》的面貌。本書具有引人入勝之處，且以其驚人的銷售量，代表它在歷史階段中有著這個時代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：它的部分是我們宇宙新的整體性觀點的突現。我很幸運，大約在此同時，有這本符合現時需求的討論共時性的書本出版，提出這個議題的相關題材以及我所採取的研究途徑，看來本書也極為切合時機。而且，像這樣轉譯為中文來看，似乎也是在最能掌握這個思想的文化所在地，是一次這些理念得以綻放的特別機緣。